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太大的课题，笔者无能从“传统文化”这个概念去说其真正的内涵，试图从我们的民族服饰文化的变迁轨迹，探讨传统文化的进程，以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文化的时尚和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
有关服装在现实生活中的“民族性”，服装设计者及一批业内权威人士经常是很认真地重复这个话题，但大多流于口号，究其原因，是没有重新确立民族性在文化层面上的意义的紧迫感，也就没有现实的压力了，所以只有喊口号了。
一、民族服饰文化之现状
今天，充斥着我们现实生活的现代中国服装，是西方服饰文化的照搬。尽管有中山装以及一批冠以民族改良服装形制，但已经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文化母体中脱变出来的现代服饰文化形态了。如果说硬性强调今天服装的“中国特征”，只是在西服中塞入一些民族文化的符号罢了。我们只能站在“国际性”的立点上来谈服装的“现代感”、“时代特征”等，已不可能站在民族文化的本源中去作我们民族服装现代化的文章，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一资格。
我们常以旗袍、中山装作为民族服装等得到承认时而感到自豪，但在现实的生活中，它们已退居到点缀的地位，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服、夹克、衬衫，牛仔服等纯西洋服装，今天的中国人已不可能离开它们去展示自己的生活。站在中华民族的立点上，服饰文化的民族性不存在与国际性的相对地位问题，中国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服饰文化，多姿多彩，并在不断地丰富着现实生活，唯独汉族的服饰文化断流了。我们呼吁复兴民族服饰文化是基于这样一个国情：汉族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汉人的文化取向决定中国文化的现状。汉文化是在吸收、融合了我国各民族文化后构成中华文化。今天，无论什么因素的作用，汉族是实实在在地放弃了自己的服饰文化。我们当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传统，是今天多么沉重的一个话题，没有传统文化作为我们今天生存的支撑不行。尤其对全体国民来说，应当予以正确的引导。中国的特殊国情和服饰文化现状，使当今国人只能在“时装”的范围内选择着装，我们没有用来规范着装行为的民族服装，造就了当今中国特殊的大众着装心理：乐此不疲的跟进时尚。
领导新潮的是一批“新贵”和“新富翁”这一特殊的消费阶层，他们有足够的钱来满足在同一群体中相互以服装作为攀比的心理需要。由于他们偏低的审美要求和文化素质，往往把流行引入单纯的模仿和盲目的追求名牌高档化的不切实际的轨道之中。
另一个消费阶层是占大多数的普通群体，皆是文化偏低及不具经济能力者和年轻人。他们追逐市侩文化，尤其是港台的流行（其本身就是泊来品），只要市场流行一经出现，一概追之。对其以审美标准来要求着装是多余的事。
职业工薪阶层、知识群体是社会消费的中坚阶层。他们具有理性的消费心理，成熟的消费行为，对于盲目和任性的流行，起到镇静和净化的作用。因过于理性，在只有时装的现实里，他们的消费取向往往趋于保守。由于没有象欧洲及其他国家和地区那样，有完整的民族服饰体系，在着装上可供他们选择的余地几乎是零，所以只有被动地跟着时装流行的步伐，这就是现实。
二、谈古为论今
展现近三千年的中国服饰文化，才知道服装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民族的历史沿革是息息相关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观念的等等，都在作用于它，我们的民族服装，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具特色，但在样式、服饰纹样及色彩等方面始终沿袭着一定的规律，从属于民族文化发展的大脉络。研究我国服装发展的历史，使我们能准确定位民族性的涵义，正确理解服饰文化的民族性与国际化的关系。我们只能通过某一文化的具体样式的发展和变迁，来认识文化传统的演变过程，方可解释传统和现代的传承关系。
汉族传统服装在样式上有两种基本形制，即上衣下裳制和衣裳连属制。商周以前的服装多采用上衣下裳制，后期的胡服、胯褶、襦裙等都是这些服装的遗制。上下相连的服装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之交，名叫“深衣”，以后的袍服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上衣下裳式妇女穿着较多，男子在隋唐以后多穿上下相连的袍衫。
在装饰上，传统服装多讲究采用动植物与几何图案，文样的演进大致经历了抽象、规范（几何图形）对称、写实等几个阶段。商周以前的图案与原始的汉字一样，简练概括，有抽象的装饰趣味。周朝以后的装饰图案日趋工整，布局严谨考究，与青铜器造型艺术特征相一致。这些特点在唐宋时期表象得尤为突出。到了明清时期，其装饰手法注重写实，一簇花朵、一群蝴蝶被刻画得栩栩如生，不作过多艺术处理，少有创造性。
传统服装在色彩的运用上，则受到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史记。历书》有“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的记载，还特别提到秦灭六国“以为获水德之端------，色上黑”。说明此时对色彩的使用，是非常单纯和厚重的艺术特色。后来则长期以黄色为最贵重，它象征着中央。青色象征东方、红色象征南方、白色象征西方、黑色象征北方，青、红、皂、白、黄五种颜色被视为正色。有的朝代规定正色只有帝王官员可以穿着，百姓只能穿由正色调配出来的间色服装。上古时期服装的色彩单纯，鲜明，色度反差大，与同时期的彩陶的装饰艺术手法相一致。
汉族传统服饰，最初阶段是伴随着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一并发展，成为等级制度的象征。中国的冠服制度的建立大约在夏商之后，至周代逐步完善，同时，冠服制度也被纳入了“礼治”的范围，成为礼仪的表现形式。诸子百家所争论的问题：如有关天人关系、古今关系、礼仪法度等，对当时服饰的发展各有不同的影响。儒家提倡“宪武文章”，维护西周的等级制度，主张一切言行衣着都必须“约之有礼”。墨家则提倡节约，主张衣冠服饰及其生活用具只求“尚用”，不必过份豪华，更不必拘泥于繁缛的等级制度，反映出墨家学派的价值观，主张人们对生活应采取的态度。道家则崇尚自然，反对修饰的审美观，今天仍然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观念，为后人所尊崇。
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吸纳外来文化和异族文化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必须的，只有这样，她才显得宽厚、丰满。变革是必须的，但不是照搬而是完善自己，每一个民族文化的的产生和发展，都有一个脉承关系，都在这个定律中行进着。违背这个定律就会走向灭亡，就只有依赖于人，就会成为别人的附庸，对此在人类历史上有证可考。以我为本，立足于构建民族文化发展的时代特征，广纳外来文化的优秀成份，才使得本民族文化的特质更具个性，更具有活力，更加能丰富人类社会文明这个大框架。我国服装历史上改革的第一人，战国时代果断推行“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从战争的行为需要出发，取他之长补己之短，首开了汉族服装吸收异族优秀服饰文化之先河，皆为时尚。
秦始皇在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同时，兼收了六国的车旗服御，创立了各种制度，其中主要的有服饰制度，进一步使服饰更加规范地体现等级制度。到了汉代又继续保留了这一制度的遗制。丝绸之路的开通，优秀的中国文化开始传遍世界各国，处于人类文明进化先进位置的汉文化开始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这一历史时期，是体现了文化上的民族性和国际性之辩证关系的第一个佐证。
汉代四百年间，袍服被作为礼服，妇女的服装仍然是以着深衣为时尚。据文献记载，魏晋时期的法定服制沿用秦汉古制。
在南北朝，各个少数民族在初建政权时，则按本民族习俗穿着，以后受到先进的汉文化影响，羡慕汉朝的典章制度，及帝王百官峨冠博带的一套礼仪，也穿起了汉族服饰。由于北方统治者对汉族文化的重视和提倡，传统的冠冕衣裳被保存下来，并一直沿传至明代。
隋唐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文化得以繁荣，反映在衣冠服饰上为丰美华丽。突出的是妇女的服饰形制之盛可谓空前。唐天宝年间，妇女中还流行着男装，反映出开放又开明的思想和宽松的社会环境，这就是时尚。时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生，存在和自己文化同步，这也为，时尚是植根于民族文化的例证。京师长安（在当时的历史时期），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汉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将自己的文化辐射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如对于外来文化，，唐政府采取“兼收并蓄”的政策。因此，使得民族服饰更具时代特色（是民族性的时代特性），处于领先世界的地位。今天东南亚尤其东亚诸国的礼服（即民族服装），仍保留我国汉唐时期的形制特征。
在宋代，号称继承了孔孟之道的”程朱理学，（为附和统治者愿望）提出了“存天礼”，“去人欲”的思想主张。在这种思想的支配和统治下，文化走向开始了转弯。人们的审美观念也有了相应的变化，并直接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衣冠服饰上，趋于保守，样式没有多少变化，色彩也不如以前鲜艳（没有了丰富多彩），但成就了“质朴，洁净”的审美观……
元代的服装多以长袍，男子的服饰多从汉俗，妇女的服装也是以袍服为主，上下一体，南北一至，只是称谓不一样，如:“国朝妇人礼服，鞑靼曰袍，汉人曰团衫，南人曰大衣……”
明朝夺得政权后，根据汉人的习俗，上采周汉，下取唐宋，用了三十年的时间将服饰制度作了重新规定，男子恢复了传统特色，以袍衫为主要形制，冠冕衣裳也当然地承接古制了。妇女的服装形制主要有衫、袄、霞披、背子、比夹及裙子等，样式多，则仿自唐宋，恢复了汉族的习俗。
明代是我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强盛时期，是汉族服饰自商周形成“博袍大袖”的冠服形制，以发展到最简洁、最成熟、最完美的时期，同时，它也处在一个变革的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转折期，是汉族服饰在民族文化自身发展的序律中变革成为可能的时候，然而，历史的发展却为她作出了另一种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