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是人们生活当中的必需品，这种行业在北京起源很早。清代已有不少人从事于这种行业，而且有了比较细的分工。
鞋业在当时基本分为五行，即:缝、绱、切、圈、排。各行经营的形式不同，都有一些作坊和个体劳动者，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
一种是店铺附设作坊，即前柜是鞋铺，后柜是作坊，不过这种作坊并不全部承担制鞋任务，只负责几道主要工序。纳底、绱鞋缝脸、缉鞋口等，则由其它小作坊或个体劳动者来做。当时的天成斋、步瀛斋、内连升等鞋铺即如此。这些鞋铺附设的作坊当初规模很小，只有几个工人，随着商业门市的扩大，工人逐渐增加，并作出了自己的特点。
在北京历史上，出售靴鞋比较著名的鞋铺，明代即有。据《燕京杂记》记载:明代著名货物，其中有“东江米巷党家鞋，大栅栏宋家靴”。不过年代已久，无从考证。开业于清咸丰年间的靴鞋铺“内联升”，至今尚存。这个鞋铺开业于咸丰三年(1853年)，已有一百三十年历史。在清代时，专为皇室京官和外任官员作朝靴，因为他们的服务对象是那些上层统治阶级人物，因此生产经营工艺精湛，每道工序都要求十分严格。制作的朝靴，保证那些大人物们穿之满意。除质量之外，经营这家鞋铺的店主也很善于投皇亲国戚，显赫官员之所好，在店内长期积累了一本《履中备载》，记录了满朝文武官员靴子的尺码、样式和爱好，供那些上层人物自做朝靴或送礼之用，他们可以不必亲临店坊，即可解决。
清亡以后，内联升以制作千层底布鞋为主，为了维护老店的声誉，仍然保持了过去做工精细，独具一格的好传统。尤其他们纳出的千层底，针脚工整，坚固耐穿，与众不同。北京某些老年人评价内联升生产的鞋，穿坏两双帮穿不坏一双底。深受消费者的欢迎。
第二种是专为鞋铺加工的作坊。这一类作坊没有门市，一般都是一个小业主带领四、五个工人和徒弟的小作坊。他们的活路主要是绱鞋、缝脸和缉鞋口。备有简单的生产工具，本钱很少，旧时也叫“卖活作坊”。
第三种是零星加工的作坊，即北京旧时大街小巷仅有一间门面的绱鞋铺。他们除绱鞋外，也代配鞋帮和鞋底。主要服务对象是市民。这一类作坊一般也只有四、五个人。旧时也叫“门活屋子”。
第四种是为鞋铺加工的个体劳动者，又叫“外带加工活”。这种个体劳动者，都具备一定的手艺，有的是在鞋铺包活；有的是凭鞋铺发给的折子，每天到鞋铺去取活送活，一般都是在家做，然后领取加工费。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修鞋业，过去也叫“单夹板行”，老北京俗称“皮匠挑子”，以修旧鞋为主。其所做之活除缝绽外，还有钉前后掌、打皮虎头、钉扁掌，以及新鞋卦弯子等等。
旧时的鞋行，也有不少颇具风趣的行话。如绱鞋业也叫“双线行”或“双夹板行”。他们所用的工具，针叫引路侯，锥叫锋刃，锤名小开山，钉拐子叫独角蛟，楦鞋的楦子叫窝囊，也叫一宅分两院，刀子叫大山，刷子名混水鱼，剪子叫成样。
鞋行由于分工不同，当时都各有行会，缝、绱行会叫作“合美会”；排鞋行会叫作“信义会”。参加行会的成员包括工人，也包括作坊的业主，行会的大权一般都掌握在“精明能干”的作坊主手中。清康熙年间，一些修鞋的个体劳动者也成立了缝绽老会，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参加的有五百余人，每到农历三月初三，这个缝绽老会的成员都要挑着皮匠挑子到妙峰山去聚会。
当时这些行会，名义上是为了“互为观摩，共同扶助”，能够角逐于当时的商业市场，实际上除搞一些封建迷信活动，以及每年定期的吃喝一顿或唱次“行戏”之外，并没有给从事劳动的工人真正谋多少福利。当然，在那个时期，行会组织也曾领导工人进行过一些小的斗争。旧时专售靴鞋的鞋铺也有行会组织，名叫“靴鞋行财神会”，与“合美会”、“信义会”处于对立状态。清光绪年间，“合美会”的缝绱工人为增加工价，曾向“财神会”的一些商号进行过一次罢工斗争。但因“合美会”没有坚强的领导，团结性又差，并兼“财神会”当时有官府后台，因此，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旧时在鞋行作坊里从事劳动的工人，收入极其微薄，生活十分清苦。一年四季，除年节之外，没有休息。那些为鞋铺加工的个体劳动者收入更加微薄，一双鞋只得手工费六个铜子(当时可买一斤棒子面)。这种状况，直到解放后才逐步有了变化。（作者贺海）